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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这个“角儿”，一是绝对不能少，二是切不可滥用。对“投资”前的“有效”二字，一定要有敬畏之心。 今年是什么形势？政府工作报告讲得很清楚：发展面临“三期叠加”矛盾，资源环境约束加大，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高投入、高消耗、偏重数量扩张的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 怎么干？也有路径——既要稳住速度，确保经济平稳运行，确保居民就业和收入持续增加，为调结构转方式创造有利条件；又要调整结构，夯实稳增长的基础。 稳速度与调结构并行，投资这个“角儿”，一是绝对不能少，二是切不可滥用。政府工作报告在“协调推动经济稳定增长和结构优化”的整体部署中，非常明确的是“增加公共产品有效投资”——这就划出了增加投资的新路数：大方向是公共产品，大原则是“有效”。 在“投资”前面加上“有效”两个字，还圈在“公共产品”上，说明决策层是极为清醒的。 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投资见少之下，地方为保GDP，投资冲动的惯性，不是说压就能压得住的，因为中国几十年的高增长，已使一些地方和部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路径依赖。 但高耗能、高污染，资源紧绷，环境污染等等发展中的弊端，与滥投资粗放发展大有关联。 投资本身是个好东西，全世界多少地区眼巴巴地盼着投资而不得。问题是的关键是为什么投、投什么、怎么投、谁来投。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这些方面，要么“正在转”，要么“正在调”，要么两者并存。“新”还没立住，“旧”还未抛弃，“稳”的难度相当大。“保持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必然是政府的核心重点之一。投资的拉动作用，当下不是可轻可重，而依然是“关键性因素”。 一些人嫌GDP的目标增速7%左右定得“低”之时，宏观经济主管部门负责人表示，预期目标虽调低了，但要达致这一目标也绝非轻而易举：中国经济盘子已然这么大，外需不给力，消费能稳住增长就不易，对中国经济的拉动，某种程度上还要看投资。 新常态下，投资需求绝不会小。经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投资需求旺盛；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改造传统引擎，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必将要增加研发投入。 无疑，新常态、新任务、新目标，要求增加投资也要新，而新的关键就在找准投资的新方向。找得准，投资就有效；找不准，投资就没效，甚至是负效。区域发展拓展新空间，培育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开工建设一批综合交通、能源、水利、生态等重大项目，推动传统产业技术改造、推进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推进农业现代化，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就业创业，加强社会保障和增加居民收入，促进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健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等等，在新常态下都该是真金白银地加大投资的对象。 新的“投资”，不是过去那种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盲目投资”，而是一定要用来补齐发展短板、增加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投资”。也许，各地过去对投资拉动的情结过深了，GDP增速一下来，首先想到的就是靠千方百计增加投资保GDP增长不失速。GDP不是增加“有效投资”的指挥棒。对慌慌张张地滥加大投资的冲动，不可不防。万不可打着保GDP增速的名号，再在那些低效甚至无效项目、过剩产能上耗神耗资。 要摆脱老套路的眼光认识“投资”，不要忘记在投资前面加上“有效”二字，这样在加大投资时就不会乱、不会滥，在此前提下，用新常态的发展任务要求调度加大的投资，特别是注重在公共产品的投资上下大功夫。英国《金融时报》曾有一篇报道，对中国应该“减少投资”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中国在未来多年仍需持续保持较高投资，但需将投资引导到不同的领域。 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超过10万亿美元，人均超过7000美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均GDP还有台阶要跨。要把有效投资与助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联系在一起。 2020年，我们要实现建成全面小康社会。这就要求把投资和与之相配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有效地联系在一起。公共产品有效投资不仅能够直接增加未来消费，还会为未来消费升级奠定物质和技术基础，达成“三驾马车”和谐拉动的愿景。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消费水平的提高是增加生产、增加物质财富存量的结果，在没有充分提高产出的情况下，空谈提高消费水平，某种程度上是望梅止渴。 不必在旧的思维、老的套路中纠结是否该加大投资问题。迫切需要做到位的是，准确认识投资需求出现的新特征，精准用好投资发力的新指向，更好调适投资方式的新效能。 看得出，宏观政策在这方面下过一番功夫。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政府层面已经选择具有全局性、基础性、战略性意义的七大类重大投资工程，包括信息电网油气等重大网络工程、健康与养老服务工程、生态环保工程、清洁能源重大工程、粮食和水利重大工程、交通重大工程、油气及矿产资源保障工程。这些工程项目，主要是聚焦中西部铁路、棚户区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等领域，都是为了扩大公共产品供给，更好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 这些投资方向，都是群众急需，也是迟早要干的事。在这些领域加大投入，既能补足发展中存在的短板，又能更好服务百姓，还避免重复建设，为什么不干呢？ “有效”两字，给各级政府一个警醒：管住旧思维的投资冲动惯性，别再在老套路中打转，不要嘴上高喊“有效投资”，行动上只取GDP所需。绝不能把低水平建设、重复投资、盲目投资都冠以“公共产品”“有效”的名头。若如此，不仅坏了“有效投资”名声，还会阻滞民间投资的进入。 各级政府官员一定对“投资”二字前的“有效”二字有敬畏之心。“有效投资”不可随心所欲，要按中央的要求，校准靶心，在增加公共产品上多花心思。 一组数据或许能窥见中国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需求。以城镇化为例，有关机构研究说，2015～2020年人口城镇化率的年均增长约为2.3个百分点，由此带来的城镇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公共服务等投资需求将达42万亿元。 空间这般巨大，资金从何而来？就单凭政府手中那点钱，哪里满足得了！答案大家都清楚，不可能再以政府投资为主，只能是政府与社会合作。 民间资金不像政府资金那般“任性”，见不到兔子是不会撒鹰的。这就需要认认真真创新投融资体制，比如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大力推行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就为社会资金投入公共领域建设开启了通道。最关键的还是让大幅减少投资项目前置审批、大幅放宽民间投资市场准入的政策，在“最后一公里”畅通无阻。 未来的投资图景，应是政府通过提供更好的服务，搭建好投资平台，以少量政府资金，撬动巨量社会资本深度参与到国家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王仁贵）

环境污染责任险常被称为“绿色保险”，是以市场手段应对环境污染风险、保障污染受害者合法权益的主要方式。该项试点工作启动以来，企业投保情况和理赔情况却并不理想。 12月23日，环境保护部公布2015年全国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企业名单，包括17个省份的近4000家企业，涉及重金属、石化、危险化学品、危险废物处置、电力、医药、印染等行业。而去年12月4日，环保部公布的年度投保企业名单覆盖了22个省份的近5000家企业。 环境污染责任险常被称为“绿色保险”，是以市场手段应对环境污染风险、保障污染受害者合法权益的主要方式，也是强化高环境风险企业监管的重要机制。2007年，原国家环保总局会同保监会联合发布《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启动试点工作。2013年，两部门在总结前期6年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又联合发布《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涉重金属企业投保环责险，鼓励石化、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危险废物处理处置及其他高环境风险企业投保。 也正是有了2013年的文件要求，环责险曾出现过良好的增长势头。“我们跟踪了其中5个试点地区的投保情况，2013年投保企业数量大幅增长，2015年却略有下降。”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环境经济与管理政策研究部一直在承担环责险的研究，从事这一工作的李萱博士对近几年的情况了如指掌。 “企业投保的意愿非常低，尽管我们对承保方案进行了修订，从2013年12月至今年年底，试点两年，只有57%的投保企业购买了环责险，目前为止没有一家企业续保。”江西省环保厅政策法规处处长林文一脸无奈。 保险不见涨，潜在环境风险却没有丝毫减少，这是各地环保部门最为忧心的。今年5月，环保部公开表示，目前全国重大环境风险级别企业有4000多家。这些重大环境风险企业极易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是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 例如，2012年底，山西长治天脊集团苯胺罐区发生苯胺泄漏入河事故。因为涉事企业投保了环责险，受影响的周边群众第一时间得到了一定赔付。然而，时隔3年，甘肃省陇南市西和县陇星锑业有限责任公司尾矿库发生的尾砂泄漏，却因涉事企业未投保环责险，而没有让受影响居民得到相应抚恤。 这两年，有关环责险的政策利好一直不断。2014年8月，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出把与公众利益关系密切的环境污染等领域作为责任保险发展重点；今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印发，提出深化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9月，《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要求，在环境高风险领域建立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 不仅有政策，试点地区的推广工作也都很给力。比如江苏就把环责险推广情况纳入地方“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责任状”考评，还将投不投保当作企业信用评价的一项指标；安徽还专门出版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服务手册。 虽然风险指数不低，但因为有政策护航，不少保险公司都希望环责险成为业务增长的新驱动，积极性普遍较高。 “公司有很多期待，我们专门成立了项目组，可即使大家很努力，还是赶不上传统业务的增长。”中国平安财险股份有限公司环责险项目组的郭佳这样说。 政策不断推动，保险公司也在努力，环责险为何还举步维艰？ 最大的问题来自法律与政策的掣肘。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对环责险作出的规定是“鼓励”，而各界原来一直期望的强制保险没能入法。 “鼓励就是爱买就买，不买不能强求。在法制意识比较强的经济发达省份，环责险推广时确实因此常遭到企业质疑。”环保部环境政策与经济研究中心政策室主任沈晓悦说。江苏省环保厅政策法规处副处长贺震认为，法无授权不可违，现实中向企业硬推环责险，企业如果较真就可以把政府告上法庭，政府绝对要败诉。 “如果生态损害赔偿让企业难以负担，公益诉讼的赔偿额度又让企业望而生畏，企业自然主动投保了。”赖晓东说。 囿于刚刚修订的新环保法，本想以“强制”作为目标的环责险遭遇窘境。但在高风险领域实行强制，依旧是环保部门的目标。为寻求新制定修订法律的支持，环保部门仍在努力，“希望不要错过《土壤污染防治法》制定这班车”。 有专家指出，强制与否在国外都有应用，但完全强制或完全放开都存在不同问题，如何破解，需要法律制度创新。 “不能一直寄希望于强制，既然新环保法规定要鼓励，政府就要出台鼓励政策，与法律对接，这样才不会让鼓励条款变成空头支票。”贺震建议。 制度要创新，服务也得跟上。“从目前情况看，保险产品缺乏足够的吸引力，从两年试点来看，投保企业对承保方案、理赔手续、理赔率等都不满意。同时，增值服务少，客户体验不佳，目前很多产品对于间接损失、生态损失都不予承保。”沈晓悦告诉记者。 以理赔率为例，全国试点地区发生赔付的案例非常少，在全国环责险赔付最高的地区湖南，赔付比例也勉强维持在20%，远低于类似保险的赔付水平。 “很多保险公司对理赔环节作出规定，要县级以上环保部门出具事故鉴定才能继续进行。很多有小事故发生的企业，怕环保部门追责，只好打掉了牙往肚子里吞，不要赔付了。”湖南省环保厅法规处处长张龚说。 11月底，环保部门与保险行业共同参与的环责险政策深化与创新研讨会在深圳召开。沈晓悦透露，两部门拟对保险事故损害鉴定与赔偿、提升保险理赔服务与管理水平以及投保企业信息公开等作出规定。 环保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别涛表示，今年，针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侵权责任纠纷案件，最高法先后出台两个司法解释，这意味着企业一旦发生污染事故，可能将面临巨大的损害赔偿金额。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明确企业发生严重影响生态环境事件、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将依法承担生态环境修复或者货币赔偿的责任。这些，为推广环责险提供了新机遇。总理考察新能源车 政策红利助推行业发展

另外，宁夏还计划在１０年内基本建成全区水安全体系，破解水资源不均衡难题。宁夏将通过多水源、多工程联合调度，实现黄河水、泾河水和当地水及非常规水的“多水”利用，基本建成水资源配置体系；通过推进城乡供水系统配套提升、同源同网，加大灌区节水改造、优化渠系布置，基本建成一体化的城乡供水体系；通过突出重要河湖和水功能区esball易世博地址注册与保护，加大污水处理和水循环利用，初步建成引排得当的水生态体系等。

记者 小河 今井翼